作者：老街巷口
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蒋氏终于同意将陕北红军整编为八路军，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队伍则整编为新四军，一道联合抗日。
在新的形势下，闽粤边特委对当地的红军队伍实施改编，是为“国民革命军闽南支队”，由卢胜任第一大队长，何鸣任第三大队长。
但蒋氏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，其实另有一番目的，游击队的一些指战员未能看清。在他们的眼中，蒋氏既然已经选择与红军合作抗日，那游击队就应该离开根据地，前往山下蒋军指定的地点驻防。但做出这一草率的决定前，指战员没有与上级取得联系。
身为红3团副团长的卢胜，有自己的一番看法：蒋军多年想置红军于死地，如今突然让红军改编为“正规军”，肯定不能完全信任！卢胜提出，在未与上级取得联系、得到明确批复的情况下，部队不能下山，不能驻防，不能改编，只能派出少部分人员与蒋军接触，先了解情况再说。
于情于理，卢胜的主张都是合适的。但红三团团长何鸣不为所动，执意要下山驻防之后，再了解蒋军情况。
年5月中旬，何鸣来到福建平和坂仔村与蒋粤军第师商讨“合作抗日”事务。面对敌人的一番花言巧语，何鸣接受了粤军提出的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，并进驻漳浦县城的条件。6月26日，双方正式签订合作抗日协定。依照协定，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整编为“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”，由何鸣出任大队长，卢胜为副大队长，指挥权归蒋军师。
说起来，这算得上南方各游击区与蒋军地方签署的最早一份合作抗日协定。然而，身为主要指挥官的何鸣，却犯了一个致命错误：在指挥关系、集中地点等一系列问题上，他未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，一切依了蒋军的安排，最终导致游击队一度陷入全军覆没的险境。
7月7日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粤军师以“巩固海防”为由，要游击队速下山开赴漳浦县城集训，以便尽快投入前线作战。
7月13日，在何鸣的领导下，红三团近千名官兵遵守约定，进入了漳浦城。
战士们满心欢喜，以为自己是去前线抗日杀敌，实际上这是蒋军设下的一个圈套。
红三团的战士们被安置在一座孔庙之中。开始的两天，蒋军还一本正经地派出联络官，屡屡提出“发枪”“发饷”“发装备”等口头支票，显得格外热情。当然，他们的目的就是安抚人心，让红军放松警惕。
漳浦县城内的孔庙旧址16日清晨，蒋军传令兵突然来报，称要队伍集合，前去体育场点名“发粮饷”。
卢胜这时候纳闷了：平日里，这些蒋军一面催红三团入城整编，一面又说要保证红三团“进城的安全”，今天突然又说师长要全团去体育场点名，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？
不容多疑，他马上起身直奔体育场，想探个虚实。来到县体育场，他发现场地四周空空荡荡的，只有一个荷枪实弹训练的蒋军步兵连，看上去没什么异常。
可就是这空荡荡的操场，让卢胜倍感忧虑。
就在他准备回身劝阻何鸣不要领队伍进来时，红三团已经进了体育场。
战士们刚一站稳脚跟，原本空荡荡的操场，立马钻出蒋军官兵。这些人把身上携带的伪装一扔，黑洞洞的枪口对着红三团。原先那个操练的蒋军连也退去一边的工事，虎视眈眈。
这时候，联络官发话了：“都听好了，现在师长有令，要你们放下手中的武器，我们会就地为你们补充新装备！”
一听这话，红三团的官兵坐不住了：“不是说好让我们抗日吗？凭什么让我们放下武器？你们背信弃义！”“跟他们拼了！”“汉奸，我们决不放下武器！”
可面对蒋军设好的圈套，红三团的这群“猛虎”无能为力。近千名游击战士尚未实现杀敌报国的诺言，就被蒋军卸去了武装。不仅如此，蒋军还逮捕了闽粤边特委书记张敏在内的13人，公然制造了震动各界的“漳浦事件”。
队伍被困，副大队长卢胜并未束手就擒。在“漳浦事件”的当天，他便与参谋长王胜一起组织了20多名老红军，准备趁夜逃亡，重建红三团。
16日深夜，在卢胜的率领下，50多名老战士趁着蒋军防备松懈之际，越过敌人多道哨卡，重新跑回了山上。
上山后，卢胜将逃出的部队重整，在与朱曼平、何港等上级领导会合后，决定重建组织，由何港担任新闽粤边特委。同时，重建闽南红三团（对外宣称“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”），卢胜担任团长，王胜任参谋长。
经过一番精心的组织，当年10月，新红三团又恢复了战斗力。在卢胜的率领下，新红三团、闽西地方武装公开宣传八路军、新四军的抗日救国主张。坐镇漳州的蒋顽对此恨之入骨，随即调动多人的“保安队伍”，气势汹汹地对新红三团实施围剿。
在大沙岗，卢胜指挥新红三团与地方武装，成功杀伤蒋顽70多人，重创敌人士气，还缴获了一批枪弹，为先前在漳浦事件中遇难的战友复了仇。
后来在毛主席的亲自干预下，蒋军最终做出让步，释放“漳浦事件”被扣押人员，归还了多支步、机枪。
年1月，新红三团编入新四军三支队四团一营。这支多人的武装力量，终于能够在抗日战场上一展拳脚了。